来自中国台湾的王以舟医生，对于“病房老赖”可能还是头一次遇到，但其实很多医院都有过这种“老赖”，甚至一赖十几年的都不罕见。

撰文 |田栋梁、黄思宇

“如何看待医院科室主任跑路，整个科室医生团队解散？”知乎上的这个问题目前已经有200多人回答，其中包括以“医疗揭黑”成名的张煜医生。

(资料图)

这位题主俨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叙述这件事：

“2023年3月31日，神经六科医生团队正式解散，保留护士团队，科主任王以舟落荒而逃。

我复印病历回来查到王以舟存在多个违法违规行为。我教会了他书写病历、查房、如何查看临床诊疗指南和专家共识等等，没想到他还没给我交学费就跑路了。”

“医学界”搜索发现，这位患者家属还在贴吧、抖音等多个平台发表相似内容。他在抖音已经发布了30个视频，大多都是控诉广东省中医院神经六科主任王以舟，他的个人介绍中写道：把自己的遭遇分享出来，避免更多的人受害。广东省中医院神经六科王以舟术前讲解欺骗患者家属做脑血管间接搭桥四级手术，结果居然偷换主刀让一个主治医生黎劭学做四级手术！

“医学界”今日电话联系了广东省中医院宣传科，询问关于科室解散及王以舟离职事宜，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那么大一个科室怎么会突然解散，并确认王以舟已经离职，而对于患者家属在网上四处传播的医疗纠纷事件，则称等调查结果。

随后，“医学界”联系上了王以舟医生和患者家属余先生，双方都对这起医疗事件作了回应。

王以舟：离职与此无关，医院已准备起诉患者

王以舟来自中国台湾，是台湾长庚大学神经外科教授、世界神经介入治疗医学会高级委员、台湾神经血管手术与介入治疗医学会创会人。2018年，王以舟加入广东省中医院并担任脑病六科主任。

他在电话中向“医学界”确认了他于3月底从广东省中医院离职的事，但否认离职是因医疗纠纷事件。“我过来的时候，跟医院签了5年的合同，现在是合同到期，所以我想换一个工作，跟医疗纠纷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于这起医疗纠纷，王以舟向“医学界”讲述了详细经过。

患者是66岁女性，2021年11月18日入院。在入住广东省中医院之前，患者已经中风过两次，第二次中风稍微恢复之后，家属在某医生平台看到王以舟的信息，来挂了王以舟的门诊。

从患者家属带来的在外院拍的片子来看，患者脑血管情况很糟糕。住院后，王以舟为患者安排了血管造影、核磁共振等检查，发现患者存在严重的全脑血管多处狭窄：左侧大脑前动脉起始部重度狭窄，左侧大脑中动脉考虑闭塞，其供血区经过左侧大脑前动脉代偿。右侧大脑中动脉狭窄。双侧颈内动脉虹吸段窄（左侧重度，右侧轻度）。右侧大脑前动脉发育不良。基底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

针对这位患者的情况，王以舟主持了多次全科病例讨论。基于患者脑血管基础情况甚差，且已反复多次发生不同部位的脑梗塞，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脑梗。其中，左侧大脑半球近期已多次发生脑梗塞，且供血来源于已存在严重狭窄的左侧大脑前动脉，该区域发生再次严重缺血风险最高，认为有必要针对患者左侧大脑半球的潜在严重的缺血风险，进行干预挽救。

团队讨论认为可采取的措施有三种：介入治疗、外科手术（血管搭桥或颞浅动脉贴敷术）、内科药物保守治疗。通过影像检查，王以舟发现患者闭塞的血管外径很纤细，做介入开通风险较高，而做搭桥手术，如果病人缺血厉害，会有高灌注脑出血风险，贴敷手术风险最低。在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家属选择了比较安全的贴敷手术。“三个方案我们都跟家属沟通过，还拿PPT给他们做了演示，沟通解释过程中，我们录了音，家属自己也录了音，家属经过长达一周的考虑后，选择了贴敷手术。”

随后，王以舟为病人安排了手术。他表示，虽然这是个四级手术，但属于神经外科中比较简单的手术，所以他带着黎医生上台，他在旁边监督，手术是由黎医生完成，术后前两天患者情况稳定。

然而，术后第三天，患者逐渐出现失语、右侧肢体乏力等情况。复查头颅磁共振，见患者发生左侧半球大面积缺血，经积极治疗后，患者依然发生进展性卒中，出现失语及右侧肢体瘫痪。

王以舟团队认为，患者发生卒中与其血管基础情况极差，反复发作缺血卒中并逐渐进展加重存在密切关系。虽经过了贴敷手术治疗，但在吻合血管代偿前的空窗期，其缺血风险与原有情况无异。“病人再次发生中风跟贴敷手术本身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我们只能说选择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手术，但见效没有那么快。”

从那之后，迄今两年多来，患者和家属一直都在病房里不肯出院。“他们一直认为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找过外院专家来评估，也找了医调委做过协调。我们希望家属发起司法鉴定或诉讼，但患者家属始终不接受，一直到处去投诉，不光投诉我们医生，还投诉医院来处理这个纠纷的相关部门的人，碰到谁就投诉谁，通过12306就投诉了30多次，现在又一直在网上到处发东西中伤我个人，中伤我的团队，中伤我们医院。”

对于患者家属在网上不停发布相关内容的行为，王以舟表示医院已经找律师打算起诉患者欠费，由于他已经离职，因此不清楚目前起诉进行到哪个阶段。

实际上，这不是王以舟在广东省中医院的唯一一起医疗纠纷事件，还有两位患者也因术后问题赖在病房不肯出院，同样也有三四年了。

王以舟说：“我在这边5年时间，这些病人多是我来的第一两年发生的情况，说实话我在台湾很少碰到这样赖着不走的患者，神经外科肯定会遇到并发症，发生之后我们肯定尽最大能力去处理，如果病人留下了后遗症，我们会建议最好的医疗手段去处理，因为台湾的大部分健保患者基本都不需要出什么钱，所以我们尽量处理好，家属基本都能谅解。现在这三个病人家属就一直希望我们把所有事情都接过去，如果都这样的话，就没有医生可以做事情了，因为你不能保证任何治疗都成功顺利。”

在广州工作几年遇到三起纠纷事件，且都长期赖在病房不走，王以舟表示他也只能“入乡随俗”了，会在以后的医疗工作中，更加谨慎小心。

“是更趋于保守了吗？”“医学界”问。

“也可以这么说。”王以舟如是说。

患者家属：我的证据很多，但不打官司

患者是余先生的岳母，知乎的提问文章和抖音视频都是他发的。

余先生称，在医调委的调解下，此前他们几乎就要和医院达成调解协议，医院一次性补偿他们一万元，并免除住院以来的医疗费用（约10万元），退还患者住院前缴纳的押金3000元，并免费提供四周口服药物，患者目前使用的肠内营养泵（价值6000元）也可免费带走。

就在他们准备签下这个协议时，有熟人提醒，中风病人的后期康复经济和人力负担很重，如果转去康复医院或护理机构，不仅医疗费用高昂，而且住院两三周就必须出院。“一个完全没法走路的人，你叫她转来转去，而且那么多费用，我真的是耗不起。”

熟人的意见让余先生开始改变主意，此外，他回忆说，接受这个协议他们还有个条件，必须让医生道歉，但医院拒绝了。而且医院参与调解此事的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如果他们态度很好，也许早就出院了。”

现在，余先生称他们正在向广州市卫健委反映，希望卫健委对医院作出行政处罚。他表示他们掌握的证据很多，远不止网上发出的那么多，“他的病历书写错得这么离谱，单是一个术前讨论和病历，我就能给他三个行政处罚。”

虽然掌握了有力证据，但余先生称他们也不打算走司法途径，理由有三个：一是诉讼的相关费用太高。二是不信任司法公正，打官司会对自己不利。三是他听说过有人起诉医院后，一审判决医院无责，但后来患方不再打官司，用自己的办法让医院负了全责。

对于医院准备起诉他欠费一事，余先生称没什么好担心的，他坚持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如果医院不解决，他会让岳母一直住在医院。“要解决也可以，但不是像以前那样，你给我赔1万块我就出去了。”

“说着说着我都想哭了，咱小老百姓真不容易啊！我岳父已经快70岁了，一直在陪护，他容易吗？在医院睡一个很小很差的床，晚上也睡不好。难道他想一直赖在医院吗？如果人好好的谁想住院？”余先生说。

网友怎么看这起医疗纠纷？

余先生发在知乎上的帖子，获得的高赞回复却基本都是维护王以舟的。

“漆黑的光芒”的回答有232人赞同，他写道：就贴的东西来看，我觉得血糖控制很好，而且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患者觉得中风没有后遗症？凭什么觉得中风只要做手术就没有后遗症？……

一名匿名用户的回答有197人赞同，他写道：难怪这医生要跑了，这提问者不仅是要钱，还打算要人命啊。从他说的来看，真正触及到核心的内容，就是医疗鉴定结果一点也没提，完全看不出来到底是医疗事故还是正常的术后并发症。脑外科手术，就算不是医疗行业的也能想到有多大风险吧，还有人觉得是小事？

以帮助患者揭医疗黑幕为己任的“张煜医生”的回答也有68人赞同：我很不喜欢这种家属，只要治疗效果不满意，就要开始找医院和医生的错误，反复闹事。就罗列的那些玩意，都是挖空心思找错，鸡蛋里挑骨头。任何医生碰见这种患者家属，都挺倒霉的。

一位匿名用户表示自己刚从神经外科出科没多久，回忆起那几个月过的实在太累，科室管理很严，无菌观念非常强调，病程书写要规范，写不好就要挨批。“那个时候又累，又不理解科室做法，现在看到你这个问题，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过的这么累了。”

余先生大概不会想到，他发布的内容反而为自己招了黑。对于网友大多站在医生一边，余先生并不在意，他认为这些回复者都是医院找的水军。

台湾医生扎根大陆

王以舟成长于中国台湾地区，毕业于台湾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台湾桃园林口长庚医院总院完成住院医师培训，2000年任职长庚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主攻脑血管病方向。2004年，王以舟来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跟随凌锋团队针对脑血管介入手术进修一年。回到台湾后，2016年，王以舟出任林口长庚总院神经急重症科科主任。

2018年，王以舟接受广东省中医院吕玉波院长的邀聘，赴广州发展，组建脑病六科，并担任科主任。对于身为西医却加入一所中医院的原因，王以舟有过解释：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医院服务态度好，把病患需求摆在首位，跟自己待了快三十年的台湾规模最大的林口长庚医院很相近。对于选择来大陆的原因，王以舟也有过公开解释：因为本人背景因素（父母都是安徽人，在台湾俗称外省人），一向以华夏子女为荣，也佩服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一洗百年耻辱，期待宝岛能够有朝一日重返祖国怀抱，所以从自身做起，为建设祖国健康事业努力。

在广东省中医院五年，王以舟最看重的成就是在亚洲最先开展了药物涂层球囊治疗颅内动脉狭窄研究，并且是该领域迄今为止纳入病例最多的研究，获得高分SCI期刊刊载，为该病介入治疗提供了新策略新证据，有利于解决颅内动脉狭窄介入术后再狭窄的难题。

他表示，今后打算继续留在广州工作，目前正在谈的有几家医院。“我觉得药物球囊技术的潜力会很大，会对中国颅内动脉狭窄患者帮助很大，我回台湾的话，没办法实现我的理想，因为大陆人口很多，会更容易找到研究合作对象。”

“病房老赖”已成医疗现象

来自中国台湾的医生王以舟，对于“病房老赖”可能还是头一次遇到，但其实很多医院都有过这种“老赖”，甚至一赖十几年的都不罕见。

2011年，陈某因交通事故受伤进入京煤总医院住院治疗。第一次出院后不久，陈某因不适再次来到京煤总医院，接受左下肢深静脉血栓部分血管再通，之后便在医院住了三年半，期间医院20多次下达出院通知，但陈某始终以“下肢血栓是手术并发症”为由拒绝出院，甚至用铁链将自己锁在病床上。最终，法院对陈某强制执行出院。

2015年，64岁的孙某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接受了“腰后椎板间隙入路髓核摘除术”，术后其丈夫称手术失败了，不仅没有解决患者病痛，反而使患者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症状。尽管医疗事故鉴定机构认定“手术方式正确”，但患者和丈夫并不接受。两人在医院一住就是四年，经历多次败诉后，被法院强制执行出院。

方某是信阳市光山县杏林医院的“病房钉子户”，起因是该患者曾与医院发生过医疗纠纷，法院采纳了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认定医院在诊疗过程中过错的参与度为30%，原告方某自负70%的责任。但医院钱款已全部执行到位，患者也在结案证明上签了字后，仍以纠纷为由，长期霸占病房。2021年9月，医院起诉方某，要求其搬离病房，经光山县法院一审、信阳市中院二审审理，医院诉求获得了支持。但直到2022年7月13日上午，执行干警对方某进行思想教育后，方某仍拒绝出院，光山县法院依法将其拘留，并将其个人物品腾空。

神经科与精神科因为患者康复时间长、治疗负担重，成为“医赖”现象的“重灾区”。据新华社2016年报道，仅在湖南省脑科医院，每年就有上百例因为各种原因不愿出院的病人。时任院长谭李红说，因为缺少有效、合理的机制来解决类似的问题，医院几乎完全处于被动。

央广网曾在2016年发文《解决“医赖”出路在哪？》，文中称秦皇岛市第三医院2014年以来就有“医赖”30多人，医院因为赖账没有结的费用就有100多万元。副院长王晋生说：“从我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大夫，人家叫行政事业单位，我们连行政都没有，就是一个事业单位，我们连公权力都没有。我更多感到的是一种无奈，我们没有能力独立应对这些东西。我们只能是想法以后尽量避免产生新的，也没有想杜绝，不敢想，只能说让减少。

对于“病房老赖”现象，医法汇创始人张勇律师对“医学界”表示：“这样的案子很多，每年都有，主要还是看医院是否愿意拿起法律武器。”

张勇解释说，如果发生医疗纠纷，患者可以起诉医院，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但不能以医疗纠纷为由赖在医院不走了，这肯定是法律不支持的，医院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不能放任这种情况。但他也补充说：“从法律角度来说这很好解决，但现实中可能比较难。”

张勇举了个例子，今天他接到一位眼科医生的咨询，这位医生为一位患者做了白内障手术，术后患者表示自己术后的视力还不如术前，也到网上四处发帖控诉医生把手术做坏了。医生向医院反馈后，医院却要求医生自己去解决。

“我跟这位医生说，这应该让医院出面解决，你自己又不懂，你出面再说错了话，被人抓住把柄更麻烦了。”张勇说，“这个患者也不起诉，就是闹，所以很多医院可能还没有意识用法律维护自己与医生的权益。”